2013年5月31日上午，因兴教寺事件而广受关注的丝绸之路文本编制组负责人陈同滨教授应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邀请，于二教423教室进行“世界遗产带给我们什么？”的主题讲座。
日前，陈同滨教授因央视的一则报道《兴教寺拆迁真相》而迅速走红，在节目中陈同滨指出，拆迁其实是一种整治行为，兴教寺僧人在“撒谎”：“所谓拆除超过三分之二的说法都是假的”、“说与房地产有关也是绝对不成立的”。节目播出后，立即引起佛教界及学术界的强烈不满。中国宗教学会理事、西安市佛教协会常务理事、西北大学佛教研究所所长李利教授撰文质疑陈同滨所说的两个“谎言”，并谴责陈同滨对兴教寺僧人使用“谎言”这样带有“攻击性、污蔑性”的语言。
陈同滨此行北大讲座的身份为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所长，陈同滨教授上课伊始，由于PPT设备尚未调试到位，现场同学提出，请陈同滨教授先就该课程中将会提及的当下丝绸之路申遗案例，尤其是牵涉兴教寺事件的内容回答一些疑问。
多位同学围绕“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何苦要为世遗趋之若鹜”、“申遗专家是否成为地方政府转移兴教寺的寺塔管理权的帮凶”、“所谓专家的学术良知是否有待考量”、“陈同滨在兴教寺事件中前后态度不一致”、“申遗规划过程中为什么没有考虑直接关涉方僧众的意见”“寺院的主人是文物部门还是僧人”等疑问，逐一当面求解。
陈教授是兴教寺申遗事件的核心专家，对兴教寺事件的发生及未来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兴教寺申遗问题的提问，陈教授大致作出了以下几个方向的正面对应。
1、陈同滨自诩“兴教寺申遗第一介入人” 坚称“僧人撒谎”
陈同滨教授在谈到兴教寺申遗问题时，自封为“兴教寺申遗第一介入人”。她认为部分北大学生受媒体误导，并坚持“僧人撒谎”的结论，坚持“强拆、驱僧、占寺、商业开发等概念是伪命题”。
2、最后决定希望它尽快上，是“政府的决定”
陈同滨表示当初也曾认为兴教寺暂时不便申遗。理由是地方政府未与寺内僧人就相关利益达成和解与妥善安置，故应延后申遗（但不是放弃申遗）。陈教授以此辩白自己前后态度是一致的，并没有前期反对申遗、后期力挺申遗的变化。关于“地方政府对宗教事务的强行干预遭到抵制”的现象，陈同滨深不以为然，但也作出了一些回应：
“整个讨论的过程，包括宽池跟我说他的困难时，我不也说了吗，有困难以后再说，就说可以延迟这个项目，但最后决定希望它尽快上，是政府的决定……如果要我说这个问题，就说政府在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他准备工作没有做充分，你得把和尚的吃住给安顿好了，你再通知他们说怎么拆。政府说，它保证能做到，所以才这么申下去了。”
“一旦纳入申遗的议程，它会成为一个政府的目标。不是部门的目标（部门，比如说文物管理系统）。部门没有钱，没有实力，只是一个分管部门，但是政府是一个全职的。只要它动了心，那么他可以动用全部的权利财力和人力来全力支持。”
3、兴教寺确实被“代表”了，增勤说“我能代表……我说了能算”
陈同滨反复强调表示，申遗过程中“和尚”都是参与了意见的，“是一路地在跟和尚商量”。陈同滨说，当她表达了兴教寺或许可以延后申遗的意见时，“当时大雁塔的大和尚增勤说，不行，申报机会千载难逢，一定要上。我（陈同滨）说，你不能代表他们（兴教寺僧团），他说我能代表。兴教寺和大雁塔过去都属于玄奘那个寺院的产业，最初是一家，而且还有隶属关系。最近兴教寺的宽池有可能升为方丈，（那时）他们才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平等的身份。在过去宽池还是要比增勤低一档。增勤表示说了能算，而且兴教寺那些好多房子还是我们出钱盖的。他哪里出土的文物，我还可以支援他哪里放回去。我能代表，我说了能算”。
陈同滨当时表示，“既然你（增勤）一定要申，那么我们还不得不继续提供咨询服务。那么就继续去商量这么处理这件事”。
在兴教寺事件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后，地方政府再次与所谓“僧众代表”增勤法师开会沟通，目前据寺内法师们的说法是——思路改为“原状申遗”，陈同滨表示当下“不便公开会议纪要”。
4、兴教寺目前已经不可能退出申遗了
陈同滨表示兴教寺目前已经完全不可能退出申遗了。她说，即便中佛协、国宗局都提出了书面抗议，但都发生在“国家”向世遗委员会提交文本之后，而“一旦提交，就没有退出程序”。陈同滨同时表示，现在国际社会已经知道了兴教寺的事儿，“这增加了我们的解释难度和工作量”。
5、想尽各种办法企图重新安置僧团
陈同滨表示自己在进行兴教寺申遗规划时，一直在尽力想各种办法企图重新安置僧团，但一直得不到配合。比如将僧团住处迁至斋堂，使得住宿面积陡然扩大，但这个建议没有得到僧团的认同，美意无人领情；常明方丈圆寂后，老方丈楼无人居住，现供奉常明法师灵骨，陈同滨认为既然无用，可以拆掉腾空，此建议也遭到僧团的抵制。由于申遗的现实感与宗教的历史感无法融合，陈同滨的这些努力和建议没有得到僧团响应。
6、先引上钩、再扣帽子
陈同滨表示最初僧众贪图“申遗”名号，是答应过申遗的。“但想沾好处，又不愿意付出”，以致后来矛盾重重。这里有一个折射，即地方政府和申遗专家在最初很有可能隐藏了实质意图，引众上钩；而在僧众意识到事态不对想撤出时，又给其扣上利益拉锯的大帽子。
7、寺院是文物部门管，宗教部门用，和我们没关系
陈同滨公开表示，其所在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已改制改为企业化运营，并且表白所里尽量争取利益无涉的工作。“政府是甲方、研究所为乙方——研究所扮演的单纯就是咨询服务商的角色”，“我们只是一个技术服务部门，剩下的一些操作环节和其他方面的事我既不太了解情况，我也不能去代言”，“寺院是文物部门管、宗教部门用，和我们没关系”。
8、兴教寺事件诸多疑点，暂时回答不了
对申遗成功之后的遗产继续保护问题，陈同滨坦承“现在我们人手不够，这方面工作做不过来”。讲座现场一位参加过联合国在瑞士总部举行的NGO会议的学生代表强调，申遗是西方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有了要保护遗产的意识而签订的，而中国式申遗是冲着名气去的，不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所要做的是尽可能打造符合世界遗产审美的遗产”，但目的是为了背后的经济利益。
从陈同滨回应的言辞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强大的申遗专家工作团队，在明知该申遗项目会有后续商业开发时，还要继续操作这个申遗项目，这不能不让人怀疑中国式申遗的目的。兴教寺里康寄遥《重修慈恩塔院记》（民国23年，公元1934年）曾有记云，“此塔院在佛弟子习慈宗者，应视如孔教之曲阜、回教之麦加、耶教之耶路撒冷”。如果说被申遗的兴教寺已无法退出，那么，我们是否有理由怀疑，大唐护法兴教寺也许就此退出人类历史文化的舞台了呢？
陈同滨教授用小半节课的时间完成了在北大的讲座。但于下课前最后的提问环节，仍被在场同学追问兴教寺事件诸多疑点。陈连连表示暂时回答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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